至于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偽。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裡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台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於理智，只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髮出平民的粗俗氣息。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着弊病。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應該說，雨果在小說裡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對於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只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保存自身。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台的原因。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確的因素。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于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絶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絶對正確的人道主義。」雨果將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就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係。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中，尤其在尚未取得最終勝利的緊急關頭，不可能也不應該實行寬大無邊的、絶對的人道主義，否則就是對人民實行不人道。以朗特納克來說，就算他果真救出三個孩子，自己束手就擒，對於革命的一方來說，完全可以根據他的情況作出合理的符合人民利益的判決，而不一定非要處以極刑。當然，共和軍不會這樣處理。但是，放走了他，後果會怎樣呢？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係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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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儘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幹這件事」。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別人無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絶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親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圍被懸崖峭壁包圍着。」他忠於雅各賓黨的信條和各項恐怖政策，他向委任於他的國民公會保證：「假如那委託給我的共和黨領袖走錯了一步，我也要判處他死刑。」他屢次警告戈萬：「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實。在判處戈萬死刑之後，他再一次同戈萬交鋒。戈萬縱橫捭闔，暢談他的理想，西穆爾丹無言以對，敗退下來。他承認戈萬的話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內心處于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着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丹一往直前，這就注定了他的不幸。」他親手處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學生、他的戰友，最後在痛苦與惶惑中開槍自盡。通過他的悲劇，雨果批判了只講暴力，不講人道，只知盲目執行，不會靈活處置的革命者。西穆爾丹是有代表意義的、相當真實的一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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