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無疑的。然而，不論人們說什麼，這樣去認識黑話這個詞，總還是就廣義而言，而且還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至於我們，我們卻要為這個詞保存它舊時的那種確切、分明、固定的含義，把黑話限制在黑話的範圍裡。真正的黑話，精彩的黑話（假定這兩個詞可以連綴在一起的話），古老到無從稽考自成一個王國的黑話，我們再重複一次，只不過是窮苦社會裡那種醜惡、使人驚疑、陰險、奸宄、狠毒、凶殘、曖昧、卑鄙、隱秘、不祥的語言而已。在墮落和苦難的盡頭，有一種極端窮苦的人在從事反抗，並決計投入對幸福的總體和居于統治地位的法律的鬥爭，這種可怕的鬥爭，有時狡猾，有時猛烈，既險惡又凶狠，它用針刺（通過邪惡手段），也用棍棒（通過犯罪行為），向社會秩序進行攻擊。為了適應這種鬥爭的需要，窮人便發明了一種戰斗的語言，這便是黑話。
把人類說過的任何一種語言，也就是說，由文明所構成或使文明更複雜的因素之一，不論好壞，也不論是否完整，去把它從遺忘和枯井中拯救出來，使它能倖存下去，免于泯沒，這也就是對社會提供進行觀察的資料，為文明本身作出了貢獻。普勞圖斯，在有意或無意中，讓兩個迦太基士兵用腓尼基語談話，便作了這種貢獻；莫里哀曾使他的許多角色用東方語言和各色各樣的方言談話，也作出了這種貢獻。這兒又出現了反對意見：腓尼基語，妙極！東方語，也很好！甚至方言，也還說得過去！這些都是某國或某省的語言。可是這黑話？把黑話保留下來有什麼好處呢？讓黑話「倖存下去」有什麼好處呢？
對此，我們只打算回答一句話。如果說一國或一省所說的語言是值得關懷的，那麼，就還有比這更值得注意研究的東西，那就是一個窮苦層所說的語言。
這種語言，在法國，舉例說，便說了四百多年，說這種語言的不僅是某一個窮苦層，而是整個窮苦層，在人類中可能存在的整個窮苦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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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我們要強調，對社會的畸形和殘疾進行研究，把它揭示出來以便加以醫治，這種工作是絶不能單憑個人好惡而加以選擇或放棄的。研究習俗和思想的歷史學家的任務的嚴肅性決不在研究大事的歷史學家之下。後者所研究的是文明的表層、王冠的爭奪、王子的出生、國君的婚姻、戰爭、會議、著名的大人物、陽光下的興衰變革，一切外表的東西；而另一種歷史學家研究的是內容、實質、勞動、苦難、期待着的人民、被壓迫的婦女、呻吟中的兒童、人與人的暗鬥、隱秘的暴行、成見、公開的不平等待遇、法律的暗中反擊、心靈的秘密演變、群眾的隱微震顫、餓到快死的人、赤腳露臂的無依靠的人、孤兒孤女、窮愁潦倒蒙羞受辱的人和在黑暗中流浪的一切遊魂野鬼。他應懷着滿腔憐憫心，同時以嚴肅的態度下到那些進不去的坑窟裡，象同胞兄弟和法官似的去接近那些在那裡橫七豎八攪作一團的人、流血的人和動武的人、哭泣的人和咒罵的人、挨餓的人和大嚼的人、吞聲忍淚和為非作歹的人。難道這些觀察人們心靈的歷史學家的責任比不上那些研究外部事物的歷史學家嗎？誰能認為但丁要說的東西比馬基雅弗利少些呢？文明的底蘊是不是因為比較深奧、比較幽暗便不及表相那麼重要呢？在我們還沒有認識山洞時，我們能說已經認清山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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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還要順便指出，根據上面所說的那幾句話，我們可以推論出兩類截然不同的歷史學家，其中的區別並不存在於我們的思想裡。一個研究各族人民公開的、可見的、明顯的群眾生活的歷史學家如果他不同時也洞悉他們隱蔽的較深的生活，便不是一個優秀的歷史學家；而一個人，如果不能在需要時成為外部事物的歷史學家，也就不可能成為一個良好的內在事物的歷史學家。習俗和思想的歷史是滲透在大事的歷史裡的，反過來也是如此。這是兩類互相影響、隨時互相關連、經常互為因果的不同事物。上蒼刻畫在一個國家表面上的線條，必有暗淡而明顯的平行綫，在它的底里的任何騷亂也必然引起表面的震動。歷史既然包羅一切，真正的歷史學家便應過問一切。
人並不是只有一個圓心的圓圈，它是一個有兩個焦點的橢圓。事物是一個點，思想是另一個點。
黑話只不過是語言在要幹壞事時用來改頭換面的化裝室。它在這裡換上面罩似的詞句和破衣爛衫似的隱喻。
這樣，它便成了面目可憎的。
人們几乎認不出它的真面目了。這確是法蘭西語言，人類的偉大語言嗎？它準備上台，替罪行打掩護，適合扮演整套壞戲中的任何角色。它不再好好走路，而是一瘸一拐的，它兩腋支在聖蹟區的枴杖上蹣跚前進，枴杖還可以一下變成大頭棒，它自稱是托鉢行乞的，牛鬼蛇神把它裝扮成種種怪模樣，它爬行，也能昂頭豎起，象蛇的動作。它從此能擔任任何角色，作偽的人把它變成斜視眼，放毒的人使它生了銅銹，縱火犯替它塗上松煙，殺人犯替它抹上胭脂。
當我們在社會的門邊，從誠實人這方面去聽時，我們的耳朵會刮到一些門外人的對話。我們能分辨出一些問話和一些答話。我們聽到一種可惡的聲音在竊竊私語，不知道說些什麼，好象是人在說話，但更象狗吠，不全象人話。這便是黑話了。那些字是畸形的，帶一種不知是什麼怪獸的味道。我們彷彿聽見了七頭蛇在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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