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 上 P 647
宋史 上
作者：脫脫
第647，共657。
景德二年，命鹽鐵副使林特、崇儀副使李溥等就三司悉索舊制詳定，而召茶商論議，別為新法：其于京師入金銀、綿帛實直錢五十千者，給百貫實茶，若須海州茶者，入見緡五十五千；河北緣邊入金帛、芻粟，如京師之制，而茶增十千，次邊增五千；河東緣邊次邊亦然，而所增有八千、六千之差；陝西緣邊亦如之，而增十五千，須海州茶者，納物實直五十二千，次邊所增如河北緣邊之制。其三路近地所入所給，皆如京師。河北次邊、河東緣邊次邊，皆不得射海州茶。茶商所過，當輸算，令記錄，候至京師並輸之。仍約束山場，謹其出納。議奏，三司皆以為便。五月，以溥為淮南制置發運副使，委成其事。行之一年，真宗慮未盡其要，三年，命樞密直學士李浚等比較新舊法利害。時新法方行，商人頗眩惑，特等請罷比較，從之。
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並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賫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是時數年間，有司以京師切須錢，商人舊執交引至場務即付物，時或特給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復令別輸二分見緡，謂之貼納。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無貼納，則賤鬻于豪商。有司徒知移用之便，至存一歲之內文移小改至十數者，商人惑之，顧望不進。乃詔刑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王曾詳定，拯等深以慎重敦信為言，而上封者猶競陳改法之弊。九年，乃命翰林學士李迪、權御史中丞凌策、侍御史知雜呂夷簡與三司同議條制。時以茶多不精，給商人罕有饒益，行商利薄，陝西交引愈賤，鬻于市才八千。知秦州曹瑋請于永興、鳳翔、河中府官出錢市之，詔可。迪等以入中緡錢、金帛，舊從商人所有受之，至是請令十分輸緡錢四五，又定加饒貼納之差。然凡有條奏，多令李溥裁酌，溥務執前制，罕所變革。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余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並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絶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
有司上歲課：元年用舊法，得五百六十九萬貫，二年用新法，得四百一十萬貫，三年二百八萬貫。特言「所增蓋官本少而有利」，乃實課也，所虧虛錢耳。四年秋，特等皆遷官，仍詔三司行新法，不得輒有改更。大中祥符二年，特、溥等上編成《茶法條貫》並課利總數二十三策。
自新法之行，舊有交引而未給者，已給而未至京師者，已至而未磨者，悉差定分數，折納入官。大約商人有舊引千貫者，令新法歲入二百千，候五歲則新舊皆給足。官府有茶充公費者，慮其價賤亂法，悉改以他物。山場節其出耗，所過商稅嚴其覺舉。諸榷務所受茶，皆均第配給場務，以交引至先後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處，日夜走僮使賫券詣官，率多先焉。初，禁淮南鹽，小商已困，至是，益不能行。
六年，申監買官賞罰之式，凡買到入算茶，及租額遞年送榷務交足而有羨餘者，即理為課績，其不入算者，雖多不在此限。大中祥符五年，歲課二百餘萬貫，六年至三百萬貫，七年又增九十萬貫，八年才百六十萬貫。
天禧二年，太常博士李垂請放行茶貨。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商人不便，非示信之道，望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三司言：「陝西入中芻糧，請依河北例，鬥束量增其直，計實錢給鈔，入京以見錢買之，願受茶貨交引，給依實錢數，令榷貨務並依時價納緡錢支茶，不得更用芻糧文鈔貼納茶貨。」詔每八百千，增五千茶與之，余從其請。時陝西交引益賤，京師裁直五千，有司惜其費茶。五年，出內庫錢五十萬貫，令閣門祗候李德明於京師市而毀之。
乾興以來，西北兵費不足，募商人入中芻粟如雍熙法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犀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偫，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日益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于茶商或京師交引鋪，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蓄貿易，以射厚利。由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蹙，茶法大壞。初，景德中丁謂為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糴才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為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然不能亡敝。
天聖元年，命三司使李諮等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首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才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為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為本錢，歲才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廩給雜費不預，是則虛數多而實利寡，請罷三說，行貼射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並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為中估，而官收其息。如鬻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予之，給券為驗，以防私害，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或無人貼射，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
先是，天禧中，詔京師入錢八萬，給海州、荊南茶；入錢七萬四千有奇，給真州、無為、蘄口、漢陽並十三場茶，皆直十萬，所以饒裕商人；而海州、荊南茶善而易售，商人願得之，故入錢之數厚於他州。其入錢者，聽輸金帛十之六。至是，既更為十三場法，又募入錢六務，而海州、荊南增為八萬六千，真州、無為、蘄口、漢陽增為八萬。商人入芻粟塞下者，隨所在實估，度地裡遠近，量增其直。以錢一萬為率，遠者增至七百，近者三百，給券至京，一切以緡錢償之，謂之見錢法；願得金帛、若他州錢、或茶鹽、香藥之類者聽。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為輕重，以絶虛估之敝。朝廷皆用其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