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位陪審員，他現在站在裁判官面前，站在決定他的命運的人們面前。諸位陪審員，有的時候，在執行任務的時候，我們自己會在別人面前幾乎感到害怕，替他害怕！這就是當一個犯人看見大勢已去，但還在那裏掙扎，還打算和你們抗爭時，我們看到了他那獸性的恐怖的時刻。在這種時刻，他發揮了自己身上一切自衛的本能，為了拯救自己，用懷疑的、悲哀的、銳利的眼光望著你們，琢磨和研究你們，注意你們的臉龐，你們的思想，猜測你們將要從哪一方面進行打擊，在驚惶的腦子裏閃電似的構想著幾千種對付的計畫，但總怕說話，怕說錯了話！這種人類心靈卑下的時刻，這種心靈的痛苦折磨，這種獸性的拯救自己的渴望，——那是多麼可怕！有時甚至會打動預審推事，使他產生對於罪犯的同情心！而這正是我們當時所曾經親眼目睹的。他起初嚇昏了頭，在恐怖中漏出幾句對他大為不利的話來：『血呀！我真罪有應得！』但是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說些什麼，怎樣回答，這一切他還沒有準備好，但卻準備好了一味矢口否認：『我對於父親的死並沒有犯罪！』這是暫時先壘起的一道圍牆，以後也許還可以在圍牆裏面再築起一座壁壘。為防我們進一步追問，他對最初漏出的幾句對自己不利的話急忙解釋，說他承認自己有罪，只是指打死僕人格裏戈裏而言。『我對於這人的血是有罪的，但是諸位，誰殺死父親的？誰殺死的？如果不是我，誰能殺死他呢？』你們聽聽：他反倒來問我們，問特地跑來向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我們。你們聽到他這句預先說上前的話沒有——『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這種野獸般的狡猾，這種幼稚的語氣，這種卡拉馬佐夫式的迫不及待的心情沒有？不是我殺的，你們連想都不應該想是我殺的：『我想殺，諸位，我曾經想殺，』他連忙承認（他說得那麼匆忙，實在太匆忙了！），『但是我到底沒有犯罪，不是我殺的！』他說他想殺，是對我們的讓步。他的意思是說，你們自己看見，我是多麼的誠實，所以你們更應該趕快相信不是我殺死的。唉，罪人在這種場合下有時真會變得難以置信地輕率和輕信。當時，預審的法官們好象完全不經意似的，突然單刀直入地提出一個問題：『是不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這一來就發生了正好是我們預料中的情形：他非常惱火，因為人家搶到了他頭裏，在他還沒有準備好，還沒有選好和抓到最適當的時機引出斯麥爾佳科夫來的時候，就出其不意地打中了他的要害。出於他的本性，他立刻走到了另一個極端，自己竭力對我們解釋起來，說斯麥爾佳科夫決不會殺人，沒有殺人的能力。但是你們不要相信他，這只是他的狡猾手段：他根本沒有撇開斯麥爾佳科夫，正相反，他還要把他拋出來的，因為不把他拋出來就沒有別人可拋，不過他想找另一個時間，因為眼前這個機會暫時被破壞了。他也許要到明天，或者甚至過幾天以後才把他拋出來，他會選好一個時機自動向我們嚷起來：『你們瞧，我自己曾比你們更堅決否認斯麥爾佳科夫有罪，你們自己應該記得，但是現在連我也相信了：這是他殺的，不是他又是誰！』可是在他正陰沈而氣惱地否認的時候，一種惱怒和不耐的心情卻促使他作出了一個極其笨拙而不可信的解釋，說他如何朝父親的窗內張望了一下，又如何恭恭敬敬地離開了那個窗子。這主要是因為他還不瞭解，不知道蘇醒過來的格裏戈裏已作出了怎樣的證詞。我們著手搜查他的身體。搜查使他發怒，卻也使他壯了膽：沒有找到全部三千盧布，只找到一千五百。而且不用說，正是在他惱怒地沈默和否認的時候，他的腦子裏才第一次產生了關於護身香囊的念頭。毫無疑問，他自己也感到這種虛構是多麼難以令人相信，所以他費盡心機，拚命費盡心機地想使它顯得可信些，把它編成一套煞有介事的神話。預審的法官們遇到這類情況，最要緊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項任務就是不讓他有所準備，出其不意地進行突然襲擊，使罪犯把他的隱秘的念頭十分天真、荒誕而且矛盾地吐露出來。只能用一種方法使罪犯開口，那就是出其不意而且似乎毫不經意地告訴他一樁新的事實，一樁意義重大，但他一直毫未料到，而且怎麼也不可能想到的情節。這樣的事實就在我們手頭，早就在我們手頭預備好了：那就是僕人格裏戈裏清醒過來以後所供被告從裏面跑出來的那扇敞開著的門的事。關於這扇門他完全忘記了。至於格裏戈裏會看見它開著，更是完全沒有料到。發生的效果大極了。他跳起身來，忽然對我們嚷道：『是斯麥爾佳科夫殺死的，是斯麥爾佳科夫！』這樣他就洩露了他的這個主要的隱秘的念頭，而且是在最荒唐不可信的方式下洩露的，因為斯麥爾佳科夫只有在他把格裏戈裏打倒在地抽身逃走以後才可能殺人。當我們告訴他，格裏戈裏在倒下以前就看見房門敞開著，而他走出臥室的時候，還聽見斯麥爾佳科夫在隔板後面呻吟，——卡拉馬佐夫聽了真像是挨了一悶棍。我的同事，我們聰明可敬的尼古拉·帕爾費諾維奇以後對我說，他在那時候心裏可憐起他來，簡直想掉眼淚。就在這時候，為了想輓回局勢，被告才連忙把所謂護身香囊的事情告訴了我們，彷彿在說，好吧，那你們就聽這個故事吧！諸位陪審員們，我已經向你們表示過我的意見，為什麼我認為一個月以前把錢裝在護身香囊裏的那套話不但荒誕，而且是極不可信，因為這種虛構只是在這種情形下才想出來的。即使有人打賭想說出和想出最不可信的故事來，他也想不出比這再壞的東西了。主要的是，別人可以用一些細節來把這種得意非凡的故事家逼入困境，壓得粉碎，現實生活是永遠不乏這種細節的，但那些不幸的、身不由己的編謊人卻總是把它們當作似乎完全沒有意義、沒有用處的小玩意而加以忽視，甚至連想都不去想它。是的，他們在這種時候顧不到這些，他們的腦筋只在那裏創造龐然大物，誰敢請他們注意這類瑣碎的東西！但是恰恰就在這上面他們被抓住了！人家問被告：『你縫護身香囊的材料是從哪裡拿到的？誰給您縫的？』『我自己縫的。』『但是那塊布是從哪裡拿到的？』被告生氣了，他認為這簡直是故意找他麻煩的小事情，而且你們信不信，他確實是真的生了氣，真的生了氣！他們這類人都是這樣的。『那是我從襯衫上撕下來的。』『好極了。這麼說，我們明天就會在您的襯衣褲中找到這件撕掉了一塊布的襯衫。』你們可以想像，諸位陪審員們，如果真有這件襯衫，那在他的皮箱或衣櫃裏是不會找不到的，而只要我們果真找到了那件襯衫，那就成為一個事實，一個具體事實，證明他的供詞的正確！但他是不可能這樣想的。『我不記得了，也許不是從襯衫上撕下來的，我是用女房東的壓發帽縫的。』『什麼壓發帽？』『我從她那裏拿來的，就在她那裏亂放著，一頂舊的布帽子。』『您記得很清楚麼？』『不，我記得不大清楚。……』他當時那種生氣的樣子，真是不得了，但是你們想一想：怎麼會不記得呢？在一個人最可怕的時刻，例如在被押去處刑的時候，會記清的恰恰是這些瑣碎的事情。他會忘卻一切，但是對於他在路上偶爾看到的某所樓房的綠色的屋頂，十字架上的烏鴉，卻記得清清楚楚。他在縫護身香囊的時候，是背著屋裏的人的，他應該記得：他手拿針線的時候，怎樣感到屈辱地害怕得要命，生怕有人進來撞見；怎樣在敲門的時候跳起身來，跑到隔板後面去，——他房間裏有這樣的隔板。……可是諸位陪審員，我為什麼要把這一切，所有這一切詳情細節告訴你們呢？」伊波利特·基裏洛維奇忽然把聲音提高說，「就是因為被告一直到現在為止，還堅持著他這一套荒唐的說法！在這兩個月裏，從他最不幸的那個夜晚以來，他沒有做一個字的說明，沒有在以前杜撰出來的供詞上增添一樁現實的、能夠說明問題的事實。他的意思是說這一切全是雞毛蒜皮，你們相信我的名譽擔保好了！我們願意相信，我們急於要相信，即使相信你的名譽擔保也行！我們難道是喝人血的狼麼？請你們哪怕指出一件對於被告有利的事實來也好，我們非常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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