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要撤廢大家所斥責的高關稅或禁令而采用的報複政策，如果能達到撤廢的目的，就可說是良好的政策。一般地說，大的外國市場的恢複，可以抵消由於某些物品價格暫時昂貴而蒙受的暫時的困難而有餘。要判斷這種報複能否產生那種效果，與其說需要有立法家的知識，不如說需要有所謂政洽家或政客的技巧，因為立法家的考慮，應受不變的一般原理的指導，而狡猾的動物即世俗所謂政治家或政客的考慮，則受事件暫時的變動的支配。在沒有撤銷這種禁令的可能性的時候，為了要賠償我國某些階級人民所受的損害，再由我們自己來傷害我們的利益，不僅傷害那些階級的利益而且傷害幾乎一切其他階級的利益，似乎不是一個好辦法。在我們鄰國禁止我國某種制造品時，我們通常不但禁止他們同種制造品，而且禁止他們其他幾種制造品，因為僅僅前者，很少能繪他們以顯著的影響。這無疑可給我國某些部門的工人以鼓勵，替他們排除了一些競爭者，使他們能在國內市場上抬高他們的價格。不過，因鄰國禁令而蒙受損害的那些我國工人，決不會從我國的禁令得到利益。反之，他們以及我國幾乎所有其他階級人民，在購買某些貨物時，都不得不支付比從前更為昂貴的價格。所以，象這一類的法律，對全國課了真實的稅，受益的不是受鄰國禁令之害的那一階級工人，卻是另一階級人民。
　在外國貨物的自由輸入已經中斷若幹時候以後，使在什麼程度上或使用什麼方式來恢複自由輸入才適當成為一個也許是值得深思的問題的場合是，本國的某些制造業，由於一切能和它們的制造品競爭的外國貨物，都課有高關稅或被禁止輸入而擴大起來，能雇用許許多多工人的時候。在這場合，人道主義也許要求，只能一步一步地、小心翼翼地恢複自由貿易。如果驟然撤廢高關稅與禁止，較低廉的同種類外國貨物，即將迅速流入國內市場，把我國千千萬萬人民的日常職業與生活資料奪去。由此而起的混亂，當然很大。但依據下達二個理由，這混亂也許比一般所想象的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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