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遵義人。192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附中求學時與同學朱大枬、李健吾組織文學團體曦社，出版《爝火》，並開始向《晨報》副刊、《文學旬刊》投稿，從事文學創作。1926年加入文學研究會，並在《小說月報》、《東方雜誌》上發表詩歌小說，次年出版小說散文集《朝霧》。目前所見的他最早的小說是《家庭訪問》，發表於1924年8月1日的《學旬刊》。
以記實的手法，描寫一位老師對學生家庭的訪問，表達了他對貧困人民的深切同情。
成名作小說集《朝霧》1927年北新書局出版，寫少年時代在故鄉的生活，以輕盈柔婉的文筆，真切細膩的情感描寫展示故鄉生活的田園牧歌情調，兼有淡淡的憂傷和無名的惆悵。《水葬》發表於1926年1月《現代評論》第3卷第59期，被魯迅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以沉鬱的筆觸講述了一個鄉間悲劇，將麻木的精神與野蠻的民風所製造的一幕悲劇作了深刻的剖析。
三十年代前後，蹇先艾專心致力於鄉土題材的寫作，他立足於家鄉貴州，以簡樸的風格，濃郁的鄉土氣息，描寫下層勞動者和貴州風土人情，受到當時評論界的高度評價。《在貴州道上》發表於1929年5月10日《東方雜誌》第26卷第9期，這是他用方言寫成的地方色彩最濃的一篇小說，描寫了在愚昧落後的鄉風下人們的不幸遭遇，雖然有片面追求地方特色、鄉土氣息而減損作品的社會價值之處，但仍可視為蹇先艾鄉土寫實小說的代表作。
我與文學
蹇先艾
這幾年來，和自己的本行「經濟學」背道而馳，一天比一天遠了，與「文學」的關係卻倍加親密起來，像忘形的朋友似的。嚴格而論，我並沒有超人一等的天賦，偏要不避艱險地走上這條路去，而且覺得醰然有味，這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是不是緣法？拉雜讀書，興到為文，几乎成了生活的習慣了。但是一旦遇到天才作家，正牌文士，終不免面紅耳赤，顯着十分忸怩。
因為我是左道旁門，未可以語于大方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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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學寫詩，繼寫小說，前後有七八年，這便是我的簡單的履歷。詩，統計起來，寫過不下數十首，大多數發表於《晨報副刊》和《詩刊》，有一小部分則登在《小說月報》。曾經幾次有野心想編訂一本詩集，最後還是放棄了原來的計劃；緣故是初期的試作，如今新詩成熟時代，印行出來，怕不會笑破了讀者的肚子。最難忘是徐志摩先生，如果缺少他的鼓勵和敦促，也許連這點微薄的成績都沒有。
我的寫詩是他寄寓松坡圖書館舊址的時候開始的。庭院裡的那棵參天拿雲的古槐永遠在我的記憶之中。志摩在《石虎衚衕七號》中描寫過它，我還特別用它做題材作了一首《老槐吟》，登在前期的《詩刊》上。這首詩當時很受他的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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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有一首名《百年後》的短詩，我曾依照志摩的推敲，修改過三次才發表，足證他對我做詩的熱心。那時我因讀了幾本莫泊桑和柴霍甫的英譯選集，也學寫一些短篇小說，得陳西瀅、王統照兩先生的指正不少。但在現在看來，都是些不成形的東西。一九三○年以後因為生活的轉變，家庭的重擔挑到肩頭上，過着非常單調機械的日子，煙士披裡純早已逃走無蹤；寫詩不成，只好以全力來學寫小說了。
因為自己的創作力十分薄弱，不能大量地生產；一方面又鑒於賣文為生的危險，於是不得不找一點職業的工作。這職業便是教書，也就等於「拉散車」一樣，把時間零碎賤價地賣給了別人；每到日落黃昏，才氣喘吁吁地回到家裡，全身已經筋疲力竭了，哪裡還有提筆的勇氣！何況理智的粉筆生活與熱情的創作生活又是絶對衝突的。但因為朋友們的催逼，卻也不能完全停止寫作。這兩年來寥如晨星似的在各雜誌中出現的幾篇便是在這種窘迫和狼狽的情形之下產生的。
意識的不正確，技巧的不完美，事實上也就無法避免了。
常常研究自己的作品產量稀少的原因：一半固然應歸咎于生活的忙碌；一半也由於我的想像力太貧薄和生活的體驗還不夠透徹。今後的努力，我是完全辨清路徑的方向了。從根本上說，還得多讀名家的傑作。
說到寫小說，個人有一種偏嗜，總愛着眼小處，儘力在字句上修飾，因此便忽略了全篇的結構，遂不免往往有雷同的佈局。還有，我因為感覺着以都市的生活來做材料的創作是太普遍了雖然其中不乏佳作，便妄想換一個新的方面來寫，——這新的方面即是一些邊遠省份鄉鎮中的人物和風景。並且自己又最愛讀BretHane的富有地方色彩的小說。所以我的短篇，有好些便喜選取故鄉貴州的題材。
就我以往的創作說，其中比較愜意的幾篇，如《在貴州道上》、《到鎮溪去》、《鹽巴客》、《瀠渡》，也正是屬於這一類。不過這種小說，localcolour太濃，恐怕是不易得到一般人的瞭解的。何況我離鄉太久，有些地方已經描寫得不很真切。如果機會允許，還想回家一行，細細地考察一下故鄉農村和城市的情形以後再寫，也許可以產生幾篇較好的作品，那只好俟之將來了。
原載上海開明書店1936年4月初版的《城下集》
茅店塾師
——魯游隨筆之三
蹇先艾
跨出了狹籠似的騾車，我和M君走進曲阜縣城的一家茅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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