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81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81，共298。
1854年7月12日，經中國海關總監督的完全同意，英國的威妥瑪(Thomas Wade)、美國的賈流意(Lewis Cart)和法國的史亞實(Arthur Smith)就任上海海關稅務司。繁重的日常事務落到了威妥瑪的頭上，這三個人中間只有威妥瑪一人懂漢語及海關程序。威妥瑪發覺工作太繁重，以至無法進行漢學研究，於是他在一年後辭了職。隨後，在1855年6月1日，英國駐上海代理副領事、時年23歲的李泰國掙得了這份差使。
他那強有力的監督，為中國政府徵收到的關稅比從前清廷海關監督收得的還要多。1858年，李泰國暫時離職，以便在《天津條約》談判中為額爾金勛爵效命，之後他重返海關稅務司之任，為新的海關奠定了基礎。上海模式的洋人監督制度被推廣到其它一些條約口岸，每處海關由一個洋人稅務司負責，這些洋人稅務司後來被稱作關長，他們接受上海總局的總稅務司也即李泰國本人的指令。由於這一背景，1861年4月恭親王給李泰國的任命，便相當於正式確認一種已經在操作中的制度。
李泰國對這項任命的反應非常奇怪，也極其無禮。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絶任命，而是以健康為由返回了英國。他委上海海關稅務司費士來(G．H．FitzRoy,一作費子洛)和廣州海關副稅務司赫德在他離職期間署理總稅務司之職，直到他返回。赫德被派往北京接受恭親王的委命。
就性格和風度而言，赫德圓通、耐心，與李泰國截然相反。中國人對待赫德比對待李泰國更熱情，當李泰國在阿本思購船事件(參見下一節)中表現得太無原則也過于專橫時，赫德于l863年被任命接替他擔任總稅務司。在赫德的領導下，一個國際性的中國海關機構發展了起來，到1875年時，中國海關僱用了252名英國籍及156名其它西洋籍僱員。19
在一份日期為1864年6月21日的通告中，赫德闡述了屬於外籍僱員「守則」之類的種種規定。他建議他們學習漢語、做事耐心而「不帶優越感」，工作時「力爭說服他人而非發號施令」、「勤於補救而不發脾氣，因發脾氣便會暴露缺點」，他以果斷明了的語氣告訴他們：
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着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絶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領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僱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即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20
赫德勤於思考，辦事得體、確當，使他得寵于朝廷，朝廷將他引為忠信之臣及外事顧問。在他有生之年，清廷再也未任命其它總稅務司；清廷對這位洋員是如此看重，而他本人也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謝絶了讓他出任英國駐華公使的聘請，以便繼續供職于中國海關。在他的引薦下，許多傑出的外籍人士效命于中國的國際性海關；其中較著名的一位是1876年畢業于哈佛大學的馬士(H．B．Morse)，他在退休後撰寫了好幾部關於中國貿易、行政和對外關係的開創性權威論着。
2.5國際法的引進在鴉片戰爭前，欽差大臣林則徐曾延請美國傳教士伯駕翻譯了瓦泰爾著《國際法》中的三個章節，但卻還沒有漢語的萬國法(Law of nations)全譯本。不懂國際法致使早期中國的談判者犯了許多大錯誤：他們在關稅自主、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等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輕易作出讓步，而在諸如外交代表駐節和覲見不行磕頭禮之類平常的、無關宏旨的事情上拚死相爭。丁韙良目睹中國急需外交指南，決心自己翻譯一部國際法著作，他把國際法看作是基督教文明最美好、最成熟的成果。在中國抄寫助手的幫助下，他于1862年開始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國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希望以此表明，西洋人有一些約束他們國際關係的原則，並不一味依靠野蠻的武力，也希望他的譯本能促使不信基督的中國政府承認基督教的精神。
急於瞭解西洋外交的恭親王，私下裡很急切地想知道國際法。通過美國公使蒲安臣的善意幫助，丁韙良的譯本於1864年呈遞到總理衙門。由於譯本手稿的格式和行文粗糙枯燥，它被交付總理衙門的四個章京作徹底的校訂。
在校訂手稿期間，總理衙門得到了一個驗證其實用性的機會。新任普魯士公使李福斯(Yon Rehfues)于1864年春乘一艘戰艦抵達中國，他在大沽口外發現有三艘丹麥商船，由於其時普魯士正與丹麥在歐洲交戰，李福斯便立即下令捕捉這三艘商船當作戰利品。恭親王依仗新獲得的國際法知識，抗議這種將歐洲的爭端擴大到中國和在中國的「內水」（這是中文表示領海的用詞)捕捉船隻的行徑。恭親王拒絶在普國公使表示悔改前接納該公使，並申飭他以如此不得體的方式開始他的使命。
處境尷尬的李福斯釋放了這三艘商船，並支付了1,500美元的賠償金。恭親王驗證了丁韙良譯本的有用價值，他散髮了三百本譯本給各省當局。
運用這種新的知識並輔之以其它一些外交現代化舉措，中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整個十年中，設法維持了與外國列強的和平關係，從而得到了一段逼切需要的喘息時機，以實施其自強規劃。
3.軍事現代化和早期工業化
與恭親王的外交現代化相媲美的，是他本人創建一支新式水師的努力及外省領袖
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
他那強有力的監督，為中國政府徵收到的關稅比從前清廷海關監督收得的還要多。1858年，李泰國暫時離職，以便在《天津條約》談判中為額爾金勛爵效命，之後他重返海關稅務司之任，為新的海關奠定了基礎。上海模式的洋人監督制度被推廣到其它一些條約口岸，每處海關由一個洋人稅務司負責，這些洋人稅務司後來被稱作關長，他們接受上海總局的總稅務司也即李泰國本人的指令。由於這一背景，1861年4月恭親王給李泰國的任命，便相當於正式確認一種已經在操作中的制度。
李泰國對這項任命的反應非常奇怪，也極其無禮。他既不接受也不拒絶任命，而是以健康為由返回了英國。他委上海海關稅務司費士來(G．H．FitzRoy,一作費子洛)和廣州海關副稅務司赫德在他離職期間署理總稅務司之職，直到他返回。赫德被派往北京接受恭親王的委命。
就性格和風度而言，赫德圓通、耐心，與李泰國截然相反。中國人對待赫德比對待李泰國更熱情，當李泰國在阿本思購船事件(參見下一節)中表現得太無原則也過于專橫時，赫德于l863年被任命接替他擔任總稅務司。在赫德的領導下，一個國際性的中國海關機構發展了起來，到1875年時，中國海關僱用了252名英國籍及156名其它西洋籍僱員。19
應時刻銘記，稅務司署乃中國之海關而非外國之海關所有，故而，本署各員之天職應向着中國之官民行事，以杜絶任何冒犯與惡意之緣由......領取中國政府之俸祿因而身為該政府屬員之人，處事理應不犯其禁諱，亦不惹其嫉猜厭恨。故本司署外籍僱員與中國官員交往時應切記，爾等乃彼等之同僚，而與中國平民人等交往時亦應切記，爾等頗有義務及責任姑作彼等之同胞：懷此念者即可趨于待官吏以禮貌，待百姓以友善矣。20
2.5國際法的引進在鴉片戰爭前，欽差大臣林則徐曾延請美國傳教士伯駕翻譯了瓦泰爾著《國際法》中的三個章節，但卻還沒有漢語的萬國法(Law of nations)全譯本。不懂國際法致使早期中國的談判者犯了許多大錯誤：他們在關稅自主、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等一些重大的問題上輕易作出讓步，而在諸如外交代表駐節和覲見不行磕頭禮之類平常的、無關宏旨的事情上拚死相爭。丁韙良目睹中國急需外交指南，決心自己翻譯一部國際法著作，他把國際法看作是基督教文明最美好、最成熟的成果。在中國抄寫助手的幫助下，他于1862年開始翻譯惠頓(Henry Wheaton)的《萬國法原理》(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希望以此表明，西洋人有一些約束他們國際關係的原則，並不一味依靠野蠻的武力，也希望他的譯本能促使不信基督的中國政府承認基督教的精神。
急於瞭解西洋外交的恭親王，私下裡很急切地想知道國際法。通過美國公使蒲安臣的善意幫助，丁韙良的譯本於1864年呈遞到總理衙門。由於譯本手稿的格式和行文粗糙枯燥，它被交付總理衙門的四個章京作徹底的校訂。
在校訂手稿期間，總理衙門得到了一個驗證其實用性的機會。新任普魯士公使李福斯(Yon Rehfues)于1864年春乘一艘戰艦抵達中國，他在大沽口外發現有三艘丹麥商船，由於其時普魯士正與丹麥在歐洲交戰，李福斯便立即下令捕捉這三艘商船當作戰利品。恭親王依仗新獲得的國際法知識，抗議這種將歐洲的爭端擴大到中國和在中國的「內水」（這是中文表示領海的用詞)捕捉船隻的行徑。恭親王拒絶在普國公使表示悔改前接納該公使，並申飭他以如此不得體的方式開始他的使命。
處境尷尬的李福斯釋放了這三艘商船，並支付了1,500美元的賠償金。恭親王驗證了丁韙良譯本的有用價值，他散髮了三百本譯本給各省當局。
運用這種新的知識並輔之以其它一些外交現代化舉措，中國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的整個十年中，設法維持了與外國列強的和平關係，從而得到了一段逼切需要的喘息時機，以實施其自強規劃。
3.軍事現代化和早期工業化
與恭親王的外交現代化相媲美的，是他本人創建一支新式水師的努力及外省領袖
曾國藩、左宗棠和李鴻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