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國，讓世俗勢力介入大會的計劃採取了奇特的形式。有人提議，應當讓薩克森的約翰國王擔任德國天主教的代表。作為一名天主教徒兼學者，他論述但丁的著作表明他閲讀過聖托馬斯的著作，而作為一個君主，他又受到教皇個人的尊重。因此有人設想他的出席將是一個有益的制約。這是個不切實際的主意，但是那年冬天發給羅馬的信函，卻給人產生這種印象：國王為不能與會而感到抱歉。如果包括一千三百多萬天主教徒的德國南北兩部分共同行動的話，德國的意見仍將是有一定份量的。霍恩洛厄的政策就是利用這股聯合力量，教皇至上論者也早就知道，要把他視為一個極難對付的敵手。當他們在教理委員會(the Commision on Doctrine)的選舉中獲得他們的第一場勝利時，一位羅馬高級教土評論道：「Che colpo per il Principe Hohenlohe!(多麼有力地打擊了霍恩洛厄親王!)」巴伐利亞在羅馬的特使並不讚同其主子的觀點，于11月被召回。後繼者有能力執行親王的人所眾知的政策。但是初冬時節教皇至上論者把霍恩洛厄趕下台了。儘管教皇至上論者在台上執行一種中庸路線，沒有完全改變原有的政策，但是他們的勝利卻使得巴伐利亞在大會上的勢力採取了中立恣態。

霍恩洛厄的下台和法國的超然態度影響着北德聯邦政府的行動。為了它的天主教臣民，最終為了與法國的對抗，維持與教皇的友誼是柏林堅定的信念。俾斯麥伯爵確立一項政策，即普魯士在與它無關的事項上不應表明態度，但務必要與北德主教保持一致。那些主教既不祈求，也不以其行為邀請國家的合作。因此，如果沒有一名大臣在羅馬作為國家的代表，國家的影響將從大會中消失。大會變化無常的進程遠遠脫離了政治家正常的經驗範圍，他們不可能從遠處對其進行很好的研究或採取行動。一個嚴格控制和命令使節行動的政府必然犯下錯誤，必然用理論阻撓行動。而一個信任在場大臣的建議的政府則會得到很大的好處。阿尼姆男爵具備有利的條件。一個不屬於教皇至上論者的天主教徒，在羅馬並不比一個新教徒更有聽眾，如果後者在政治上是個保守派，他對宗教利益的思慮沒有受到宗派劣跡的玷污，人們認為他真誠地希望天主教徒有理由歡呼天主教會繁榮昌盛。奧地利的反對和法國的猶豫增加了他的影響，因為他享有兩國主教們的信任，他有能力引導自己的政府朝大會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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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大國相比，英國政府對於羅馬滿足於多瞭解少說話。此時，羅馬教廷對英國自由派內閣一貫的不信任，因為天主教徒所希望並得到了歡呼通過的教令而有所增長。對於更關心既得權利而非一般政治原則的新教政治家來說，廢除了自身教會的他們似乎不可能對另一個教會的前途表現出真誠的關切。大臣們如果不切實際地拋棄現實的好處去尋求幻想中的正義，就像現實的建議者所指出的那樣，也許會受到嚴重的懷疑。人們對格萊斯通表示擔心，惟恐他相信那些給羅馬造成很多損失的學說。英國的公眾輿論並不打算把教皇永無謬誤說視作值得國家關注的問題，更不用說其他會得罪天主教的教義了。即使政府採取普魯士那種與主教保持一致的方針，也不會有什麼結果。英國的主教處在分裂狀態；但是愛爾蘭主教由於是芬尼亞陰謀(the Fenian plot)的必然敵人，所以絶大多數站在教皇至上論者一邊。英國政府几乎是在渲染它的避免影響主教或羅馬教廷的謹慎。當最後英國公開贊同法國的抗議時，所發生的事件表明大會正在既威脅天主教又威脅自由主義的利益。這是一個容易預見的結果：英國政府從一開始就表明，三緘其口並非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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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次要的天主教國家在羅馬几乎沒有發言權，西班牙攝政政府對於女王任命的主教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權威。革命已經證明對教士持敵意態度，所以他們被迫依靠教皇。外交關係已經中斷，因此沒有任何東西可以阻止他們以俯首聽命來求得羅馬的庇護了。

葡萄牙任命德·拉夫拉迪奧伯爵作為會議大使；但是當他發現自己是惟一的大使時，只保留了駐羅馬特使的頭銜。他對於一小部分本國主教具有影響力，然而未及發揮影響就去世了。主教們很快倒向了教皇。

比利時處在奧爾班的統治之下，他是教會組織最憂懼和最難對付的敵人之一。他不想去干涉羅馬的行動，因為它可證明他對羅馬的憎恨是有道理的，而且他受到比利時主教的一致支持。當新教和天主教大國一致勸告羅馬保持中庸之道，比利時被忽略了。俄國是惟一是在會議期間真正敵視羅馬教會並且盤算着可從那些加劇宗教分裂的教令中謀利的大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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