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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傳記
再有，就是經濟上的不平等。40年代，在全國各地，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貸行業。這是因為，一方面他們辦事幹練，另一方面，由於古蘭經嚴禁穆斯林從事金融交易。因此，他們往往受到印度教徒的盤剝和奴役。
印度教徒將牛奉若神明，這從古印度的聖賢們開始。所以千百年來，牛在印度教徒那裡一直免遭宰割的厄運。誰要宰牛，誰就大逆不道，犯下不可補贖的罪過。據統計，僅 1947年印度擁有兩億頭牛，平均每兩人一頭牛，這個數字居世界之首，相當於當時法國人口的五倍。
這兩億頭牲畜中，四千萬頭每天產奶不足一公斤，其他的四五千萬頭用於拖拉車輛和耕地。所剩一億頭牛中，一部分滴奶不產，一部分衰老無用，終日懶洋洋地漫遊在鄉村和城鎮，每天吞食相當於一千萬印度人的菲薄口糧。甚至甘地也大聲疾呼，保護牛畜意味着維護上帝的整體事業。這種對牛的狂護，穆斯林極為反感。
他們常常把牛趕往屠宰場，故意惡作劇地經過印度教廟門前。多年來，這種針對活動引發的流血事件不計其數，成千上萬個生靈伴隨着牛群死於非命。
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印度期間，為了便於他們的統治，非常卑鄙地利用了兩大教派的矛盾，並使這一矛盾不斷加深擴大，甚至呈現出白熱化。
甘地何嘗不清楚這些歷史和複雜的因素。
他知道，建立穆斯林自治國的方案，于1933年1月28日首次在一份檔案中提出，檔案長達四頁半紙，在英國劍橋附近一家村舍裡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馬特·阿里是名印度穆斯林大學生，時年40歲。他甚至建議，未來國家的名字將稱着「巴基斯坦」——精神上純淨人的國土。其實，這名大學生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思想與膽量，這後面自然是真納的主見。
儘管甘地口頭上說，他與真納的會談並不意味着終結，只是無限期休會，但是，再與真納談判的可能性很小了。多年的交道，他瞭解真納。
現在二次世界大戰已勝利在望。大戰結束，印度馬上就會陷入來自內部的混亂。防止爆發內戰，這是當前最重要的問題了。甘地深知，當期待已久的勝利出現在人們面前時，人們非常容易失去理智。
他向已經互相策劃戰勝對方的盟國提出忠告，但誰也無心去留意他的勸告。他說：「和平應當公正。為了能夠公正，和平即不應有懲罰，也不應有報復。德國與日本不應該遭受羞辱。
強者應該永不採取報復行動。因而，和平的果實應是大家共同分享。」
他同時提醒盟軍，「印度的自由將向全世界受剝削的種族表明，他們自己的自由也為期不遠了。自那以後，他們再也不會遭受剝削了。」
這話雖然說給盟軍聽，也同樣說給真納聽。
1945年下半年以來，印度國內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工人、農民几乎普遍都以不同方式參與這一偉大運動。軍隊也開始出現騷動，不滿于現狀。
面對這種形勢，印度總督菲爾及時發表戰後英國方面的印度主張。大意為：英國政府同意，由印度人自擬新憲法，並儘力根據現行制度與印度人民與各教派合作；中央行政會議將改組，除總督和統帥外，所有其他委員均由印度人士擔任，印度政治領袖、印度教與穆斯林聯盟領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長及國外代表可考慮也由印度人擔任；總督準備近期召開會議，改組行政議會，會中將由各黨領袖、各黨現任及前任首席部長提出政務委員會參考名單；中央合作，各省自行推行政府制。隨即，韋菲爾便向會議參加者發出請柬。
國大黨立即做出反映，表示所有被邀請人員將參加會議。真納同時打電報，要求會議推遲。6月24日，總督會見甘地、阿薩德、真納等，通報會議將於明天在西姆拉如期舉行。甘地表示他不參加會議，但是，他將在西姆拉會議外指導國大黨。
真納提出，國大黨的穆斯林不能出席副王行政會議，穆斯林出席會議代表應由穆斯林聯盟選舉產生。會議于25日上午11時在副王別墅召開，為保密起見，沒有邀請記者參加。真納在會上提出國大黨只能代表印度教，不能代表穆斯林。國大黨主席、穆斯林阿薩德表示，國大黨將不接受任何使該黨降為教派組織地位的建議。
會議一開始就出現緊張氣氛。副王根據各派意見，提出組成政務委員會人選參考名單。國大黨堅持這個名單要包含國大黨中二名穆斯林，即阿薩德和蕭克·阿里。真納反對，他堅持穆斯林代表只能由穆斯林聯盟提名。
雙方各持己見，會議宣告破裂。會議結束時，甘地給副王寫信說：「本來如此愉快而又有希望地開幕了的這次會議，看來由於過去同樣的原因而失敗了。想到這一點，我感到很痛苦。”真納在會後發表聲明說：“這次會議提出的方案是個圈套。」
甘地的一位崇拜者路易斯·莫希爾在分析西姆拉會議失敗原因時寫道：「穆斯林聯盟在戰爭期間強大起來，並且在大多數選舉中挫敗對手非穆斯林候選人。但是無論韋菲爾，還是甘地，都不承認真納有權代表印度穆斯林。國大黨內有許多穆斯林，國大黨主席阿薩德就是一位穆斯林，旁遮普的前首席部長希扎爾·哈亞特·汗是真納和巴基斯坦的反對者。如果國大黨承認自己只是一個印度教徒組織，那麼它就否定了國大黨的非宗教性質和甘地原則。」
但是巴基斯坦的作家阿拉納在《真納傳》中說：「印度教徒妄圖長期控制的統一印度的這只船，最後觸礁沉沒了。這完全歸功于偉大的領袖。」在整個傳記中，他都稱真納為偉大的領袖。
印度教徒將牛奉若神明，這從古印度的聖賢們開始。所以千百年來，牛在印度教徒那裡一直免遭宰割的厄運。誰要宰牛，誰就大逆不道，犯下不可補贖的罪過。據統計，僅 1947年印度擁有兩億頭牛，平均每兩人一頭牛，這個數字居世界之首，相當於當時法國人口的五倍。
這兩億頭牲畜中，四千萬頭每天產奶不足一公斤，其他的四五千萬頭用於拖拉車輛和耕地。所剩一億頭牛中，一部分滴奶不產，一部分衰老無用，終日懶洋洋地漫遊在鄉村和城鎮，每天吞食相當於一千萬印度人的菲薄口糧。甚至甘地也大聲疾呼，保護牛畜意味着維護上帝的整體事業。這種對牛的狂護，穆斯林極為反感。
他們常常把牛趕往屠宰場，故意惡作劇地經過印度教廟門前。多年來，這種針對活動引發的流血事件不計其數，成千上萬個生靈伴隨着牛群死於非命。
英國殖民主義者佔領印度期間，為了便於他們的統治，非常卑鄙地利用了兩大教派的矛盾，並使這一矛盾不斷加深擴大，甚至呈現出白熱化。
甘地何嘗不清楚這些歷史和複雜的因素。
他知道，建立穆斯林自治國的方案，于1933年1月28日首次在一份檔案中提出，檔案長達四頁半紙，在英國劍橋附近一家村舍裡起草打印。方案起草人拉赫馬特·阿里是名印度穆斯林大學生，時年40歲。他甚至建議，未來國家的名字將稱着「巴基斯坦」——精神上純淨人的國土。其實，這名大學生是根本就沒有這樣的思想與膽量，這後面自然是真納的主見。
儘管甘地口頭上說，他與真納的會談並不意味着終結，只是無限期休會，但是，再與真納談判的可能性很小了。多年的交道，他瞭解真納。
他向已經互相策劃戰勝對方的盟國提出忠告，但誰也無心去留意他的勸告。他說：「和平應當公正。為了能夠公正，和平即不應有懲罰，也不應有報復。德國與日本不應該遭受羞辱。
他同時提醒盟軍，「印度的自由將向全世界受剝削的種族表明，他們自己的自由也為期不遠了。自那以後，他們再也不會遭受剝削了。」
這話雖然說給盟軍聽，也同樣說給真納聽。
1945年下半年以來，印度國內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工人、農民几乎普遍都以不同方式參與這一偉大運動。軍隊也開始出現騷動，不滿于現狀。
面對這種形勢，印度總督菲爾及時發表戰後英國方面的印度主張。大意為：英國政府同意，由印度人自擬新憲法，並儘力根據現行制度與印度人民與各教派合作；中央行政會議將改組，除總督和統帥外，所有其他委員均由印度人士擔任，印度政治領袖、印度教與穆斯林聯盟領袖各占三分之一，外交部長及國外代表可考慮也由印度人擔任；總督準備近期召開會議，改組行政議會，會中將由各黨領袖、各黨現任及前任首席部長提出政務委員會參考名單；中央合作，各省自行推行政府制。隨即，韋菲爾便向會議參加者發出請柬。
國大黨立即做出反映，表示所有被邀請人員將參加會議。真納同時打電報，要求會議推遲。6月24日，總督會見甘地、阿薩德、真納等，通報會議將於明天在西姆拉如期舉行。甘地表示他不參加會議，但是，他將在西姆拉會議外指導國大黨。
真納提出，國大黨的穆斯林不能出席副王行政會議，穆斯林出席會議代表應由穆斯林聯盟選舉產生。會議于25日上午11時在副王別墅召開，為保密起見，沒有邀請記者參加。真納在會上提出國大黨只能代表印度教，不能代表穆斯林。國大黨主席、穆斯林阿薩德表示，國大黨將不接受任何使該黨降為教派組織地位的建議。
會議一開始就出現緊張氣氛。副王根據各派意見，提出組成政務委員會人選參考名單。國大黨堅持這個名單要包含國大黨中二名穆斯林，即阿薩德和蕭克·阿里。真納反對，他堅持穆斯林代表只能由穆斯林聯盟提名。
雙方各持己見，會議宣告破裂。會議結束時，甘地給副王寫信說：「本來如此愉快而又有希望地開幕了的這次會議，看來由於過去同樣的原因而失敗了。想到這一點，我感到很痛苦。”真納在會後發表聲明說：“這次會議提出的方案是個圈套。」
甘地的一位崇拜者路易斯·莫希爾在分析西姆拉會議失敗原因時寫道：「穆斯林聯盟在戰爭期間強大起來，並且在大多數選舉中挫敗對手非穆斯林候選人。但是無論韋菲爾，還是甘地，都不承認真納有權代表印度穆斯林。國大黨內有許多穆斯林，國大黨主席阿薩德就是一位穆斯林，旁遮普的前首席部長希扎爾·哈亞特·汗是真納和巴基斯坦的反對者。如果國大黨承認自己只是一個印度教徒組織，那麼它就否定了國大黨的非宗教性質和甘地原則。」
但是巴基斯坦的作家阿拉納在《真納傳》中說：「印度教徒妄圖長期控制的統一印度的這只船，最後觸礁沉沒了。這完全歸功于偉大的領袖。」在整個傳記中，他都稱真納為偉大的領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