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文選
太甲之《逸文》曰：民非後無能胥以寧，後非民無以闢四方。夫後，君也。胥，猶詩載胥及溺之胥。相也，以古通與，民相與也。寧，安也，言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王者子民，則民皆得父母而安，此民所以必尊君而親之也。《易》曰：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君子知尊君而親之，故一君而望其安民也，是民之君其君也，民能相與安矣。《易》曰：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小人不知尊君而親之，故二君而啟其爭民也，是民之不君其君也，民無能相與安矣。無以者，無與也。《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言無與也。闢，亦君也，言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孟子曰：民為貴。是故得乎邱民而為天子。蓋天子之貴，由民以為君，當無賤民之心，此君所以必安民而貴之也。《易》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苟得民，則四方皆與君之矣。苟不得民，則四方無與君之矣。《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故曰：闢則為天下﹃矣，明無與君之也。由是言之，民依于君，君依於民，而政以立焉。故凡經之言民者，言民心，言民生，而不稱民權。以民非君無能相與安也，道在尊君也。凡經之言君者，言君德，言君職，而不逞君權，以君非民無與君四方也。道在安民也，此人道之本乎天，而萬世不可以他求者也。《夏書》之逸文曰：眾非元後何戴？後非眾無以守邦。夫眾者，民眾也。元後者，元德之君也。戴如《左傳》戴皇天之戴，謂共戴而奉之也。《易》曰：大哉乾元。又曰：元者善之長。君體子仁足以長久。故曰：乾為天，為君。又曰：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明萬國之眾，尊其君曰元後，戴之如皇天，皆共戴而奉之也。故《召誥》曰：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於天下。此以知民不當挾眾而自主矣。蓋眾非元後何戴焉。
以，如《易》能以眾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後之左右民，故其眾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眾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眾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眾而自強矣。蓋後非眾無以守邦焉。《召誥》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顧畏於民岩。夫岩，險也，後非民無以闢四方，則民險矣。而後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岩者，豈以為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岩也。蓋以是為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為П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岩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岩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岩也，而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為民岩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眾而訕言，犯上而作亂，皆民岩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于《召誥》之義哉？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為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托于《太誓》者，以人欲為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蓋人性之慾，有由天理而不化于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慾之失也，是天欲絶之矣，而妄以為天必從之乎？
以，如《易》能以眾正之以，謂左右而用之也。守邦者，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易》曰，天地交泰，後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惟後之左右民，故其眾可左右而用之也。於是乎有以守邦，雖敵國必畏之矣，是守其國而不可犯也。故古之能用眾者，必信乎民。孟子所以言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也。若唐以睢陽之守而存也。《論語》言去兵去食，而不去信者，則曰民無信不立，明民不守邦也。故《大學》曰：失眾則失國。此以知君當畜眾而自強矣。蓋後非眾無以守邦焉。《召誥》有言王元子者曰：用顧畏於民岩。夫岩，險也，後非民無以闢四方，則民險矣。而後以守邦者，亦民險也。《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邱陵也。莊子曰：凡人心險于山川，難於知天。今《召誥》所謂民岩者，豈以為人心之險哉！謂夫天命生民，民性之直，民心好惡之公，守之而不可犯者也。凡天下守之而不可犯者，孰有過於民心好惡之公者乎！故謂之民岩也。蓋以是為民險矣。天道至公也，則有天險焉，地道至公也，則有地險焉，人道至公也，則有民險焉。民險者，守之而不可犯者也。《論語》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召誥》言天德之敬，節性之和者。敬以和其民，行乎其直道之公也。蓋有王元子之所以為П和也。亦有王元子之所以如兄弟之友而友民也。於是乎民險皆平矣。天險之平，以天道之和也。地險之平，以地道之和也。民險之平，以人道之和也。從古以來，敵國外患，苟不得其平，恃以守國者，皆無可恃焉，恃民岩之險也。故古之敵國，若無所顧畏矣，而終不敢不顧畏者，有民岩在也。若宋之義民是也。而謂有王元子，反不顧畏于斯乎？《多士》曰：罔顧于天顯民祗。《酒誥》曰：迪畏天顯小民。皆不言民岩也，而其險昭然矣。不知者以為民岩者，莊子所謂人心之險也。挾眾而訕言，犯上而作亂，皆民岩也。所以稱民權也，何其戾于《召誥》之義哉？
《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夫民，人也，民之所欲者，本乎天性之正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大學》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明乎所欲之正也。天必從之者，天以民為心也。《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故民心之所欲者，皆天心之所欲焉，則無不從之也。夫天人理欲之說，誣民者迂之矣。而其托于《太誓》者，以人欲為天必從之者也。豈不悖哉！《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慾也。蓋人性之慾，有由天理而不化于外物焉。故《樂記》曰：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此性之慾之失也，是天欲絶之矣，而妄以為天必從之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