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的故事告訴了我們這樣一個事實：資金在世界的流動並不只是尋找最便宜的勞動。如果是這樣的話，所有的外資都會去海地和孟加拉國。資金在尋找生產能力最強同時價格也最便宜的勞動，思科系統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說得非常好：「工作將流向那些具有很好教育的勞動力、有競爭力的基礎設施、創造性環境和支持性政府的地方去。這些地方的人們將會有最好的生活水平。工作流向的國家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些領導工業革命的國家。」
文化的作用：全球化今天零售型改革所獲得的利益將比過去更高，並且大多數的國家都已經明白這一點，批髮型改革可以自上而下地通過行政命令推動。但如果要克服既定的經濟和政治利益，零售型改革需要更為廣泛的公眾基礎和議會的大力支持。
為什麼有的國家能夠調動各個利益集團和公眾將零售型改革推行到底，有的國家卻半途而廢呢？
答案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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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績效完全歸因於文化是荒謬可笑的，但是在分析一個國家的經濟成就時，不考慮其文化因素同樣不合理，因此很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者都想把文化影響納入自己的研究範疇。當然，這種研究方法是有爭議的，文化因素就像是屋子裡的大象，誰都知道它存在，但都不願意提起。我要提到文化因素是因為隨著世界變得平坦，越來越多的合作工具可以被人們使用。有些文化能夠鼓舞人們迅速地掌握並利用這些工具，而有些文化則不能。世界的平坦化會把這兩類文化之間的差異放大，進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發展結局。
關於這個問題，最重要的一本書是經濟學家戴維。蘭德斯寫的《國富國窮》。
他在書中指出，儘管氣候、自然資源和地理環境都可以解釋為什麼某些國家能夠從農業社會躍進到工業社會，而有些國家沒有，但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不同的文化稟賦，特別是一個社會在勤勞、節儉、誠實、忍耐和堅忍等方面的價值觀，以及這些價值觀深入民心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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